“他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永载史册。”
胡乔木天资聪颖，乔冠华才思敏捷，过目成诵。胡乔木自幼勤奋向学，对读书情有独钟，读书、藏书、再读书，这一过程贯穿了他的一生；乔冠华年仅五岁便熟读四书五经，被誉为“苏北神童”。
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他的父亲胡启东，因追随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亲身领略了这位民主革命先驱的“革故鼎新”之志，便为他取名“鼎新”，意在将自己早年对变革和创新的民主与政治理想，如同血液般传承于子嗣之中，希望他在未来能够投身新时代、融入新社会、建设新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才华。而乔冠华的父亲乔守恒，也为他取名为“冠华”，满怀期许，盼他能日后成就非凡，如同“冠盖满京华”，成为黄海之滨的璀璨“启明星”。
“在当时结识的朋友们中，似乎无人能清晰地向我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因此，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当时的乔冠华在清华园中可谓是一位“百分百的书生”，一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
经过一年时光的洗礼，盐城的另一位少年凭借卓越的学业成绩成功跻身清华大学物理系，从此踏入这所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知名学府——清华园，他便是胡乔木。
在清华园的这片沃土上，两位素未谋面的同乡不期而遇，他们很快便成为了校园里令人艳羡的清华才子。继而又携手投身革命洪流，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青睐，他们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革命与国家的伟大事业。
同历清华风云
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浓厚的学术气息与蓬勃的进步活动交相辉映。校外世界的政治风云，不时冲击着这所宁静的学府；激昂的革命歌声，时常回荡在清华学子的耳畔。
1930年春，面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严峻形势，为推动革命文学运动，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五十余位革命作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力支持下，齐聚上海，召开了历史性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以服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宗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联盟成立后，迅速构建了包括研究团体在内的多元化组织体系，并在全国多个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此外，“左联”还先后创办了《萌芽》、《拓荒者》等一系列刊物。这些举措旨在团结广大革命作家，培育革命青年，揭露反动统治的罪行，打击反动文人的嚣张气焰，以及积极推动马列主义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胡乔木与乔冠华在清华园中勤求学问之际，亦敏锐地洞察时局，自觉地将自己融入进步学生的群体之中，参与其外围的各项活动。
胡乔木比乔冠华年长一岁，却晚一年进入清华园。然而，他拥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具备出色的活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华。入校后，他遵循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指导，迅速从最初报考的理科物理系转至文科历史系（因中文系名额已满，而历史系尚有名额空缺）。
不久，经经济系的同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曾迪先的引荐，胡乔木加入了北方的“左联”，并在当年12月秘密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
1931年春，胡乔木正式担纲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一职，继而又荣任共青团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并亲自执笔主编革命刊物《北方青年》。至此，他已毅然踏上了那条充满“红色”激情的革命征途。
在曾迪先的引领与支持下，胡乔木迅速成为了清华园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他与曾迪先等志同道合者携手，紧密团结进步学子，共同创立了读书会，大力推广先进思想。身为校学生会要员，他亲自负责校刊的编辑与校对工作，带头分发宣传材料，并积极参与学生会的一切事务。他与吴组缃等同学并肩作战，在校园内设立了工友子弟学校，积极动员清华工友们参与学习。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平民学校”，广泛吸纳校内职工及附近农民参与，不仅传播进步文化，而且积极发展团员，更是成功成立了两个农民团支部。
季羡林回忆道——
在清华园的青葱岁月里，我与乔木相识。彼时，我年方十九，他比我年长一岁，显得更为稚嫩。我主修外语，而他则专注于历史。至于我们是如何结识的，如今已难以追溯。总之，我们成为了朋友。当时，乔木正投身于反国民党的秘密斗争（后来他透露，那时他尚未加入共产党）。他创办了一所工友子弟夜校，并邀请我前去学习。我确实前往听课，那是在一幢门额上镌刻着“清华学堂”四个大字的宏伟建筑中。一日深夜，他悄然坐在我的床边，力劝我投身革命。尽管我对国民党深恶痛绝，但我的觉悟尚浅，又恐涉险，故而尽管他言辞恳切，反复陈说，我依旧坚定地拒绝了。我似乎看到他的眼中在黑暗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最终，他长叹一声，默默离开了我的房间。清晨时分，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常常能发现革命传单，那是手工油印的。我们心照不宣，都清楚这些传单的来源。然而，无人向学校领导举报。于是，我们相安无事，直至一两年后，乔木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逃往南方。
毕业后，我在清华大学任教一年，随后与另一位乔木——乔冠华（后号“南乔木”，胡乔木则被称为“北乔木”）一同赴德国定居，此行便延续了十年之久。而在这期间，乔冠华早已抵达延安，开启了那广为人知的辉煌生涯。我们的人生轨迹迥异，宛如天壤之别，“世事两茫茫”，彼此的生活仿佛被无边的距离隔开。
“那段时光，我内心的激情与狂热，实难言表”，乔冠华在临终之际的回忆录中，对那段学潮岁月记忆犹新，“自我踏入清华园后，国民党曾两度企图全面掌控这所学府，分别派遣了两任校长——先是罗加伦……继而又派来了乔万选……两人最终均未能幸免于我们的驱逐，学校内两次爆发了激烈的抗议风潮”。乔冠华认为，这位早年参与五四运动的罗加伦先生，确有过人之处，且在学术界小有盛名。他在清华大学进行重大改革之际接任校长一职，其治校之道堪称典范，开启了清华学术化的先河。然而，遗憾的是，罗校长仅任职两年便被学生们驱逐出校。
罗加伦离去后，山西军阀阎锡山迅速介入，意图派遣其同乡、清华1923级校友乔万选接任校长一职。然而，乔万选之才学与其名声并不相符，以致于“我们当时在校园内掀起了一场风波”。某日，乔万选竟率武装卫兵，乘坐三辆三轮车，并携同秘书长、庶务主任等一众随从，企图“武力占领”清华园。面对此情此景，校学生会护校委员会领导下的学生群体，高举起“拒绝乔万选”的旗帜，将他拒之校门之外，并坚决要求他现场签署承诺，保证“永不担任清华校长”。
“乔万选终被驱逐出境”，乔冠华回忆道，尽管这场风波“仅由部分同学发起”，然而其影响深远，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清华得以维持一种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即学术自由。
挥泪握别清华园
连番地下革命运动的开展，揭示了胡乔木那鲜为人知的“红色”身世。
一是上交您的组织名单，承诺不再从事任何可能危害学校安全的政治活动；二是选择离开清华。
在这一时期，胡乔木在清华大学的学习仅持续了一年，心中充满不甘，却别无他法，唯有接受翁校长提出的第二套“方案”——离别清华。恰逢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其剧烈震荡波及中华大地，激起了全国范围内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
胡乔木自清华校园踏出，同年八月正式担纲共青团北平市委专职宣传部长之职。他亲临前线，亲自参与并引领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
在清华园中埋头苦读的乔冠华，并未如胡乔木那般投身于校外党派活动。他全神贯注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位纯粹的书生。然而，正如他自述：“在政治立场上，我对国民党充满厌恶。故而，对于那些公开站在国民党立场的同学，我深感反感。”他常与朱自清等志同道合的友人，就实际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乔冠华自诩“书呆子”，虽未亲身投身于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仅参与了一些外围的读书会等活动，然而，清华的地下党组织已然将他视为一位热心的“同情分子”。
有一次，李大钊这位中共先驱者之一的后裔李照瑞，向乔冠华伸出了邀请之手，希望他能参与《李大钊全集》的编纂任务。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李大钊以其博学多才、敢于创新而闻名，堪称一代学者，深得乔冠华的敬佩与尊重。此次能够亲临编纂这位中共杰出人物的作品集，乔冠华感到无比兴奋。然而，遗憾的是，这项编纂工作因环境因素恶化而不得不中途搁置。
相较于乔冠华，胡乔木的境遇显得颇为艰难。起初，由于参与组织北平市反帝大同盟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国运动，他的“红色”身份已被彻底揭露。紧接着，他因领导抵制当时那些脱离实际的“左”倾口号和举措——诸如“武装保卫苏联”、“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工人阶级无祖国”等——而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严厉指责。不久，又因团北平市委内部无中生有的传闻，一场新的风波随之而来，有人散布“团北平市委与托派有勾结”的谣言。陈远道，身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代表河北省委下达命令，解散了团北平市委。如此一来，胡乔木担任的团北平市委专职宣传部长一职也随之消失。
乔冠华迅速得知胡乔木遭遇“失业”。他深知，胡乔木因涉嫌“同情托派分子”而遭到打压。而且，传闻中他的名字“胡鼎新”已被列入北平市警察局拟抓捕的黑名单。此刻的胡乔木，唯有潜行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国大学周边，暗中自学，伺机参与革命斗争。
寒假期间，二人皆不返乡至盐城。乔冠华选择留在清华园，而胡乔木则暂居于北平任教、同乡的郁士元老师家中。春节过后，盐城故乡的学子们纷纷返回校园，然而，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却意外收到一封从北平寄出的明信片，信封上注明了“北京大学×××转”的字样。
父亲疑惑不解：儿子就读于清华大学，却为何要求将信件寄往“北京大学×××转”，而非直接寄至清华大学？
胡启东心中渐生疑虑，遂决定邀请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的亲家张肃堂同行，一同前往京城一探究竟。抵达清华大学后，乔冠华亲自热情接待了他们。经乔冠华之介绍，胡启东终于得知：儿子胡鼎新，即胡乔木，并未在清华就读。
乔冠华迅速将胡乔木召唤至旁。此刻，胡启东对儿子的处境已有大致的揣摩，故而对儿子的“难言之隐”深感同情。从儿子身上，这位父亲仿佛又看到了自己昔日追随孙中山的英姿。考虑到儿子当前的困境，再加上他正身患疾病，父亲建议他暂时返回故乡休养，待身体全然康复后，再做进一步的打算。
胡乔木遵从了父亲的意见。在经过相关程序的请示后，组织层面对他的申请表示了肯定。
乔冠华与胡乔木，这对情谊深厚、志同道合的清华校友，在毕业前夕，于京城泪眼婆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校园。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的1932年。
倡导创刊《海霞》
在这片盐城土地上，自1930年的“八一”暴动以“左”倾冒险的姿态失败，以及“双十事件”的阴影笼罩之后，中共盐城的地下组织遭受了重创，斗争环境变得异常严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那些热血沸腾却又迷茫、惶惑甚至有些慌乱的青年，急切地渴望着窥见外界的风云变幻，了解时局的最新动向。
在众人的期盼中，一本秉承宣传民主与自由理念的综合性文艺期刊——《海霞》半月刊，正如其封面设计所展现的那般，宛如“海滨波涛中跃起的一轮红日”，惊艳地呈现在众人眼前。翻阅其内页，内容丰富多样，政论观点鲜明有力，小说主题清晰明快，散文文笔流畅优美，诗歌清新脱俗，文艺评论轻松自如，篇篇佳作让人赞叹不已。
《海霞》杂志的隆重推出，使得主编乔冠军（乔冠华之兄）迅速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一时间，他成为了盐城文化界，尤其是当地进步青年的热门话题。
事实上，乔冠军背后隐藏着一位关键人物——《海霞》杂志的策划创始人及实质上的主编。这位深藏不露的幕后推手，正是自北平归来休养于盐城的胡乔木。
胡乔木与乔冠华在告别清华园后，于1932年3月抵达了上海交通大学。在那儿，他受到了长兄胡达新及同乡王翰的热情接待，逗留了整整两个月。同年5月，他回到了家乡盐城。
为掩藏身份，胡乔木首先前往临近故乡的张本庄，假借协助姐夫张肃堂授课及批改作业的名义，暗中观察局势，伺机行事。
1932年夏末，乔冠华携着暑假的欢愉踏回了盐城故土。正是在那段日子里，他在长兄乔冠军的陪伴下，结识了当时担任《民声日报》记者的进步青年胡扬。而胡扬亦由此与乔冠华相识，进而引荐了他结识了先前归来的胡乔木……于是，在盐城宁府街小学教师乔冠军的周围，渐渐汇聚了一群四五十位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综流文艺社”的社团。
与此同时，鉴于与“综流文艺社”的对立，一批青年正积极筹备，意图以针锋相对的姿态，另行成立一个文艺社团。乔冠华与胡乔木均主张，不可坐视其发展，以免引发纷争，激化矛盾，进而削弱进步力量。他们认为，更为稳妥的策略是“同时深入两个团体组织内部，与他们谈心、交友，旨在改造他们，助力并引导他们实现进步”。在乔冠华与胞兄乔冠军的协商下，最终以民主选举理事的方式，成功地对两个团体进行了改组与统一。随后，乔冠华与胡乔木共同倡议，筹备创办《海霞》杂志。
此刻，盐城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中。中共盐城县委积极与胡乔木建立联系，胡乔木得以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委以宣传工作的重任。这一事件发生在1932年的深秋时节。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胡乔木便居于县志编修工作室毗邻的盐城贫儿院，其父受聘担任县志续修的总纂，而姨夫朱木香则担任贫儿院院长，他以这样的身份作为掩护，在这两处地点作为主要的活动基地，秘密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此刻，原先由乔冠军所创立的“综流文艺社”，已稳稳落入地下党人的掌控之中。
继后，乔冠军，作为“综流文艺社”的理事长，接任了该刊物的主编一职。而胡乔木则隐于幕后，实际承担了刊物的约稿、撰写、编辑及主编等核心工作。刊物定名为《海霞》。
1933年春，这本以三十二开本尺寸出版的《海霞》半月刊，于盐城隆重启幕，正式宣告创刊。
远在清华大学深造的乔冠华，在接到《海霞》创刊号的样刊后，对其爱不释手。他不仅是该刊物最初策划创办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更是这本杂志的业余撰稿人。
风云骤变，各奔东西
《海霞》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关注。鉴于可能带来的损失及经费的紧张，胡乔木在第三期发行后毅然作出决策：即刻暂停《海霞》的出版，转而创办《文艺青年》周报，继续由胡乔木亲自担任主编。
胡乔木不仅亲自执笔翻译并发表了一些国外的进步作品，而且还持续邀请远在清华的乔冠华提供稿件。乔冠华与胡乔木心灵相通，全力予以支持。在兼顾学业和撰写毕业论文的繁忙中，乔冠华接连为胡乔木翻译了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知名人士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并将它们逐一发表在《文艺青年》杂志上。
在这段时间里，胡乔木着力发掘与培育了一批倾向进步的青年，引导他们向地下党组织靠拢。他先后推荐了《民声日报》的青年记者胡扬等人入党，还将就读于盐城县中学的胞妹方铭（当时化名为胡文新）及其同学袁玉清吸纳为共青团员。胡乔木将他们纳入同一党团小组，并委派胡扬担任组长，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
夜幕低垂，他们便在此集结，或是聆听胡乔木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列主义、党的理论以及苏俄的革命历程，或是共同操刀刻制蜡纸，油印革命宣传单，随后各自散去分发。那篇广为人知的《告盐城人民书》，便是出自胡乔木之手在此处完成刻印，并在深夜时分，巧妙地通过门缝悄无声息地送入千家万户。
不料形势突变，盐城即将遭遇一场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
自1933年5月起，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室对淮盐地下党组织展开了一系列破坏行动。在叛徒的引导与特务的指挥下，国民党特工在淮盐地带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至6月，中共淮盐特委与中共江苏省委的联络被迫切断，众多地下党员不幸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魔爪。
胡乔木险被出卖，险些被捕。
《文艺青年》杂志已无法继续运营。时局突变，形势紧迫，我们不得不立即抽身退避，远离险境。胡乔木尚未及深思熟虑，只是稍作整理，便悄然南下……
胡乔木第二次踏上上海的征程。抵达后，他迅即向母校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寻求帮助，期盼借助他的努力与斡旋，得以重返清华园，继续完成他的学业之旅。胡乔木怀揣着将学业深造与革命理想相结合的愿望。
朱自清迅速作出回应，表示重返清华已不可行，却建议转学至浙江大学。
1933年十月，胡乔木手持朱自清所开具的转学证明，经过考试顺利通过，随即被直接编入浙江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英语专业。至此，中断了两年大学学习的胡乔木，终于得以重返那条他曾经为自己规划的人生轨迹。
读书求知与投身革命事业实难兼得。正如昔日在清华的经历，浙大这方“舞台”亦无法接纳胡乔木这样的“危险分子”。1944年年底，胡乔木因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频繁发表进步诗文与译作，且直接领导了反对校长郭任远的学潮，再度被浙大视作“赤色”分子，最终被开除出校。
求学之路被迫中断，胡乔木的人生蓝图中原有的求学读书与追求革命的并行轨迹，不得不合而为一。于是，一段学问家的自学旅程就此展开。
此刻的乔冠华，鉴于时局的变幻莫测，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学业。得益于恩师钱稻孙教授的举荐与大力斡旋，他在告别清华之际，已成功获得了前往日本深造的宝贵名额。
1933年9月，胡乔木即将远离故土，从上海启程前往浙江大学深造。与此同时，乔冠华亦在上海登上了驶向东方的远洋巨轮——他即将踏上前往日本的旅程，于东京帝国大学研读哲学，亲身体验并探究那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呈现何种面貌。
自此，胡乔木与乔冠华再度分道扬镳。直至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之际，他们才得以重逢，而这段中断了长达十二年的联系，实属意料之外。然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两位昔日的清华同窗，竟在日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乔木”作为笔名，为中国的文坛与政坛留下了一段关于“乔木”重名的轶事佳话。
